法律运行过程中，既要符合法律作为一个事物整体的总的规律，也要符合法律内部组织要素之间的规律。

由于我国司法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上级法院和政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下级法院的做法，而法院对法学界的理论观点却不太看重。人文社会科学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没有一个精确的界限，有关数据大多是用主观评价、估测、统计等方法得到的，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第二，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参考的主要依据是成文法，如此方能认真地对待规则，认真地对待法治的核心工作(64)，其他因素仅对法官裁判案件起一定的参照作用。(17)那么，运用法律学说来增强说理论证的目标就没有实现，也可以说出现了药不对症的情况。虽然目前人文类社会科学中也存在着某些精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从现实的运用来说，人文学科要想成为精确有效的工具，传统数学的助力并不大。虽然这些方式对于司法有一定的优点，但成文法的优势是其他手段无法比拟的。(27)丁以升、李清春：《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下)——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由的理论》，《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

法学理论存在一个同有的缺陷，即它对于其论述对象的描述往往过于模糊，不够精确。注释：①胡玉鸿：《清末变法中法理言说的兴起及其内涵——清末变法大潮中的法理言说研究之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2期。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人性论学说发挥的实践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与西方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人性论重构而致社会秩序之思想根基被完全置换、进而引发社会革命和社会秩序重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古人论群己关系常以公私之辩天人之辩理欲之辩论题形式出现。儒家当然不可能产生和维护此种人权的自由传统，即使是西方自身近代之前的思想也不可能产生这种传统。既然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但是从公的角度看，私终究是被公统合的私，上述个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或社会性权利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全体的独立和权利[24]。

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无法合乎逻辑地支持这种真理观。对这一问题的选择既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任务的实现方略，更关联着人权思想观念与近现代中国相遇后产生的问题的处理技巧和智慧。

其中缘由，盖因文化传统的分殊异途。这一公的压力由上层扩及普通民众是宋代才开始的一种思想转向。狄百瑞认为儒家积极认同人的生命、尊严等价值，因此可以产生和维护现代西方式人权的自由传统。言人权路相异比较容易理解：社会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人权实现道路自然不同。

[36]当代中国人权观是历史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因而不可能以个人本位为思想根基。后者才是现代人学区别于传统人学的根本所在，才是近现代人权观念与思想生发的源泉。中国人鲜明的思维特征和认识论属性是取道经验而非先验，重视实践归纳而非逻辑推导。而到了中国又被置换成了人民的权利，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一目了然其缘由。

[32] 参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338-341页。在世界范围内，大凡讲到两种文化时，其实质就是指意义之网的两个不同版本，无关高低优劣。

有学者指出：孔、孟虽尊个人，然其尊个人即尊个人之能及一切人，而通于一切人之仁性仁心。而中国哲学则用力于现实的群己关系和现世的生存智慧探索，试图建立具体而感性的和谐生活秩序。

整部西方形而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体系都是以逻各斯为中心构筑起来的。[12]群本位构造是中国古代先贤在经验中思维、在实践中辩证之大成，是中国经验思维、实践哲学的产物，这一构造经程朱理学锤炼锻打、增强，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深处，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机制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源泉。先群后己指的是在个体与群体利益关系制度安排技术与实现进路上，主张群体利益优先保护。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百年接受西方文化动机是功利主义的，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之价值，也未能正面接受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及宗教之精神。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思想。改革开放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分配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人权规范制度迈向新台阶创造了基本前提。

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孔子在思想起点上就把具体个人放进群体中思考，个体终究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在不同时代的西方思想版图上，变化的是抽象理念体的承担者，但追求理念上终极根据的思考模式自古至今并没有本质改变。

及至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争人权更成为运动旗帜。道不同不是说中国开不出人权之道，而是说中国开出的一定不是西方原教旨个体人权之道。

西方原教旨人权观奉主观司法救济为主要的人权实现途径。[31]天赋人权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终归于沉寂，除了直观的救亡救贫、救国救民和国家再造任务未给予其时空条件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其哲学根基与中国思想观念之群本位价值根基是根本对立的。

[34] 参见曾春海：《从儒家伦理展望21世纪的群己关系》，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4期，第95页。由此，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础和社会合作的展开基础得以成就。在此背景下，中国历史深处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将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其将构成当代中国人权文化中的底色和基础。伴随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日渐深入，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和制度上逐渐胜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所持的以个人为本位、以天赋人权为工具重组中国思想文化基因、改造其深层构造、重建秩序的主张彻底丧失了思想空间和历史可能性。

孟子更强调个体对群体的绝对服从，主张人应舍生取义。这一时期的理论论战具有强烈的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取向特征，而非纯粹的理论争鸣。

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之处在于取道经验而非先验，重视实践归纳而非逻辑推导。在历史进程中，该系统提供核心价值观、制度构建原理和行为正当标准，支配、规训、控制历史进程和社会行动。

[21]西方人权观被强行嵌入近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如同上帝作为福音被导入一样，中国思想界希冀借他山之石以实现文化开新和国家再造，其在知识界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其影响深度与影响面是相当有限的。而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群己关系是具有基础性的框架范畴，是学术与理论作业的基本范式。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要求首先是指向帝王与君子而非普通民众的。[8] 当然，古代西方也并没有其近现代之后的个人本位，其奉行的是上帝本位。[9]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3页。[26] 参见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李帆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59页。

思想层面有了改造程朱理学的鲜明学术自觉，政治实践层面主张保障民财民产确立保障民生新制度[19]。我们说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体系并不以个人人性与个体观念理论，并不是要援古证今，以说明当今中国有排拒人权的历史文化理由与根据。

在中国思想观念中，天道必须契合人性才为天道，所以思想家口中的天道天道不过是实践经验与生存智慧的容器，是工具意义上的思想道具，并不具有西方目的论意义上的理念实体性质。在论及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特征时，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文化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静态目的意向性，身安、心安、治安是恒久不变的目的性意向。

[3] 钱穆：《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西方哲学致力于向宏观的天和微观的原子上下两极掘进，试图建立抽象的一体化逻辑。